我的作业，非常青涩XD
《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家庭在抗日背景下的生活，勾画出当时北平的民间百态。老舍以刻画人物为最，故本文将从小说《四世同堂》中的被征服者形象出发，并结合时代背景，作家个人经历，探讨作者借“征服”这一主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思考。
目前对老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探索、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刻画、对小说中人物“阶级性”分析以及老舍作为满族知识分子的独特视野。本文以《四世同堂》为中心，是因为小说内容丰富，包含了以上几种研究的对象。并且老舍曾表示，“创作的中心是人物“、“小说的成败，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 由此可见，《四世同堂》不失为研究老舍笔下人物的极佳材料。
首先，本文将从社会结构性的征服与文化之间的征服两个角度阐释“被征服者”的内涵。其次，本文将说明作家如何借助笔下的“被征服者”形象反思与分析传统中国社会。
一、对“征服”与被“被征服者”的阐释
（一）中国传统家庭、社会结构下的“征服”
高乐田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三重视野》中提到：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说，它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以家或家族为本位、以等级差序为基本结构、以父子关系为轴心、以孝为主要运作手段的超稳定的伦理系统。
中国传统家庭结构是“稳定”的，存在“等级差序”的。稳定意味着不变，差序意味着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地服从就意味着被“征服”。这种征服的出发点不一定是差序的上层，在小说中就是祁老人，反而在多数时候，老舍笔下的底层人民并不会主动地“征服”他们家庭中的下位者。这种“征服”的来源往往是结构本身，哪怕上层人物已经失去了一切实质上的强迫服从的能力，例如祁老人，他并无任何武力与权利使瑞宣不离开北平尽忠，但瑞宣，作为下位者，会不由自主地在行为上“屈服”与祁老人构建四世同堂的意志，尽管强制力不来源于祁老人。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在面对不稳定的时代时无疑给瑞宣造成了巨大的“被征服”感。
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这样的内心独白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瑞宣作为一个了解西方新思想的人，称自己为“公民”的知识分子，在尽忠与尽孝的纠结中挣扎，这便是传统家庭结构给予他的“征服”。
不同于瑞宣钝刀割肉的“清醒”痛，小说中其他人物作为被征服者更多地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韵梅，只是一个“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 的家庭主妇，以她为代表的被征服的女性，并没有被征服本身的痛苦，她们的痛苦不仅仅源于像润滑剂一样维护着这个家庭机器的肉体疲劳，更源于她们对家庭关系本身的强烈依赖，在面对苦难时，韵梅总是选择过好眼前的日子，对她而言过好就意味着将整个家庭维系更多一天。这种依赖也体现在祁老人身上，尽管他是上位者，他却是最需要这个结构保持完整的人，以至于这个关系受到破坏时他会受到极大痛苦。在儿子的死讯传来时，意味着四世同堂的美梦被彻底终结，他甚至抛开固有的温顺性格，大骂日本人。 对于这种结构的强烈依赖本身就成为了对这种观念的强制服从。
小说中被传统人际关系的观念所“征服”的人并不只有被它所困的顺从者，还有这种关系下的叛逆者。例如冠晓荷、瑞丰、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与大赤包对传统家庭制度没有丝毫遵守，丝毫不在意家庭的完整性，将女儿们视为货币，他们的结合本身也是因为冠晓荷对大赤包家族利益的贪图。而瑞丰似乎只是一个接受了新习俗的迷茫者，出于“自由恋爱”的观念而漠视家庭。然而这样看似打破了传统关系束缚的人物，事实上也受到传统关系的“征服”。如果说礼教的目的是规范，规范自然具备一个方向性，然而礼教并不能保证被教育的人会顺从这个方向，而不去忤逆它。冠晓荷为首的汉奸群体看似无法无天，实则一群在相反的方向受到传统社会关系征服的人。他们将亡国看作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完全丧失了家国概念，这恰恰与传统相悖（而“改朝换代”的观念本身就是传统社会关系的遗留）。他们与普通的，在顺从下无意识地被征服的韵梅、祁老人等人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无意识，无思考。无意识、无思考就意味着被决定，被决定就意味着被“征服“。如果说瑞宣的只是身不由己，那么，其他人便是身心都不由己。冠晓荷在听了小政客的分析后，方才恍然大悟。“这一点分析与报告，使冠晓荷闻所未闻。虽然在官场与社会中混了二三十年，他可是始终没留过心去观察和分析他的环境。他是个很体面的苍蝇，哪里有粪，他便与其他的蝇子挤在一处去凑热闹……” 尽管冠晓荷是个叛逆传统者，但和瑞丰一样，“因自由恋爱，娶了个摩登太太”，只是出于一种原始的趋利避害思想，或者赶时髦，他们并不理解他们的行为能带来怎样的结果，也无法从“大局”上看待社会，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随机行事。传统社会关系下的叛逆者与顺从者，只要没有跳脱传统关系，仍是强制服从于这种关系的“被征服者”。（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征服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文化”征服的概念最初由这些象征着北平，乃至中国文化的物质被摧毁得到暗示。除此之外，日军严查代表着西洋思想的“洋书”而放任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线装书”的流通，都从物质层面暗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
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险与南方的新军上……可是，天险一个个的好像纸糊的山与关，很快的相继陷落……由历史中，他记得山海关、娘子关、喜峰口、雁门关。他没到过这些地方，不晓得它们到底“险”到什么程度。他只觉得这些好听的地名给他一些安全之感──有它们便有中国历史的安全。可是，这些地方都并不足以阻挡住敌人。
正如瑞宣想到的，“中国历史的安全”，以模糊的方式给予了瑞宣确切的安全感，这是文化熏陶下的错觉。当中国文人下意识接纳了古书中的语境时，便会有一种“经验”下的安全感。传统文化所营造的文化氛围，渲染了那些实际存在的事物，山海关、娘子关、喜峰口、雁门关在人们心里仿佛有了神话色彩，使人放弃思考，皈依于古人口中所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历史经验。这种习惯的微观体现便是祁老人对于生活的自信。他从一开始便说“把门顶上，三个月内保准平安无事”，这是出于他的经验，这种经验又是由祖先传递下来的，即为旧社会民间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这种顺民文化的实践依赖于世道本身，一旦世道改变，这种文化遗留的行事方法与经验便被破坏。以至于最后，随着许多经验判断的不攻自破，钱家家破人亡时，祁老人竟然无话可说，无法像一个长者一样传授经验，发表意见，因为它赖以树立威信的文化已经遭到入侵与征服，他的经验在文化的征服下不再奏效 。不仅是关乎生活琐事的一般文化遭到征服，使人被迫遵从另一种规范。在小说中，富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节日”也遭到扰动，进一步体现出文化对文化的征服。刘小菊在文章《丧乱中的生存选择与〈四世同堂〉叙事时空的构建》中提到：
节日礼俗插入客观时间秩序中，但是传统的不变性开始被打破。面对节日传统的断裂带来的痛苦，人们无法凭借自身力量来摆脱困境……习俗仪式建立的群族边界被敌人的侵入破坏，人们不自觉地会将历史记忆与当下对比，由此对世界的秩序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节日仪式的正常进行遭到战乱影响，使得“群族”的边界遭到破坏，人将会参考“历史记忆”，从而引发对“世界秩序性的怀疑”。文化的征服不仅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屈服，更在于对文化认同感的征服。节日便是一个对一个民族文化的高度概括，节日又包含了许多仪式，仪式的独特性恰恰是一般群众对族群特征的认知。因此，节日在小说的意义之一是北平人，乃至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征服了节日的固有仪式，便是征服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的行为，便是文化之间征服的体现。小说中，生日、中秋、新年等节日时，人物都在感叹“往年”中度过，这便是一种“历史记忆与当下的对比”，尤其是小说第十四章，开头便写中秋的的北平，作者用尽了笔墨，将这场民间文化盛宴刻画出来，然而，当祁老人上街一瞧，如今街上满是荒凉，在这种转折下，“日本人不许他过生日！”成为他的苦涩心声。祁老人在与“兔儿爷”手艺人对话宣告了祁老人心中的“世界秩序”的完全崩塌，“……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 这是侵略者在文化仪式上的征服。从祁老人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象征着传统的、苦难中度过一生的典型中国顺民，他代表了中国最典型最保守的文化。对祁老人从生活经验到精神享受的剥夺与否定，使得他对生活的判断失去了意义，又使他无法进行充实自己精神世界的节日仪式，这代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征服。
二、借“被征服者”形象反思传统社会
老舍笔下的“被征服者”，有一个特征，他们借逃避来舒缓被征服的痛楚。逃避指的是刻意地，清醒地将精力集中于一件事。在《骆驼祥子》中，“买车”这个意象由一个祥子的人生阶段性目标，变成了一个无条件的，为了实现而实现的目标，“征服”的关系也逐渐显露。显然，祥子受到的征服是普遍的阶级性的征服，这种征服通过无孔不入的剥削，使得底层人民无法保有财产，强迫着祥子重复着买车与丢车，徒劳无功。自此之后，祥子，不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卖车由人生目标变成了一种强迫重复，他不再问自己买车的目的，而改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宗教”。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四世同堂》的韵梅身上，家庭关系对她的征服使她觉得“要把委屈当生活过”，在面对侵略者文化上全方位的征服，她感到不公和恐惧，她的性格使她诉求一种“掌控感”，整个家庭能够运转，便是她的全部，知道一切柴米油盐的位置，对她而言便是最大的自豪。因此，她不关心其他的一切。作者由此而生的反思体现在他对这种现象合理性的质问。夏志清说，《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两本小说都想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会有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骆驼祥子》则用悲剧的笔法描写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者徒然的挣扎。” 这种对眼下生活的执着与依赖，恰恰是韵梅与祥子“徒然的挣扎”。从小说的一段对话中，能够窥见作者对此的态度，并揭示其更深层次的思考：
“不这样，可教我怎样呢？”……“你们饿了找我要吃，冷了向我要衣服，我还能管天下大事吗？” 面对老三的抱怨，事实上，就像鲁迅笔下麻木的人面对“亡国奴”、“麻木”的质问，他们的理由总是会让具有新思想的，老三那样的人面红耳赤。再看之后瑞宣与小崔的一段对话：
“……去年，给委员长打旗子游街的是他们；今天，给日本人打旗子游街的又是他们！什么学生，简直是诚心找骂！你说是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小崔们的偶像。读书人是有腿儿的礼义廉耻，是圣人的门徒。读书人领头儿喊抵制日货，拥护国民政府，还有许多不可解的什么男女平权，自由独立──今天，读书人却领着头儿去喊大日本万岁！
不论是瑞全这样的新知识分子，还是钱墨吟这样的旧学书生，都不得不靠这个社会的“下品”奉养，以维持生计，这种纠结的情感普遍存在于小说中，瑞宣作为老舍笔下的“理想型” 知识分子，代表着现代爱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的启蒙，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力量永远要寄托在底层的物质供给上，在这样的结构下，能够被启蒙的人永远占据少数。老舍在《我的母亲》中提到：“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母亲”为“我”的学费辛苦操劳，这是旧社会家庭妇女的普遍行为，然而供“我”读书却是把“我”从她身边推走，“我”用读书获来的理智能够清楚的看清这一切，这是瑞宣、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为更进一步回答“一个人会有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更应该怀疑这个结构的合理性。知识分子被赋予了不等身的期望，这使得他们因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而苦恼，这种苦恼本质上也是前面提到的社会关系上的“征服“带来的。为什么社会要赋予他们沉重的期望，同时将辛劳与期望割裂开来，全部加在社会内部的底层劳动者身上？《骆驼祥子》集中描写了被剥离社会责任而只需辛劳的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而《四世同堂》同时描写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由小说后期的情节看出，像孙七、小崔这样的底层人民，不仅具备了抗日意识，还有了社会责任：意识到“国破，家必亡”。像钱先生、祁瑞宣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褪去了软弱，身体力行地抗日。人物责任与能力的统一，是因为这种阶层性被打破，也是底层群众跳脱原本视野，知识分子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由此可见，老舍借“被征服者”形象进行的社会反思是通过描写书中角色作为文化层面的“被征服者”打破群众内部的“征服”关系，实现责任与能力的统一来达成的。（字数：5748）
参考文献：
老舍：《四世同堂》，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高乐田：《传统、现代、后现代：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三重视野》，《哲学研究》，第九期，2005年，第88页。
刘小菊：《乱中的生存选择与《四世同堂》 叙事时空的建构》，《湖南学报》，第43卷第3期，2022年6月，第82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老舍：《骆驼祥子》，好读书库，2016年版。
查正亮：《老舍小说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探索》，《新丝路（下旬）》，第12期，2015年12月，第81页。